李朝林：秦皇岛煤炭市场趋稳
智慧城市建设给居民带来好处(利益相关性)的同时，也为居民委员会制造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空间。
[50] 首先，对于授权国家举借债务，应当课以立法者阐释和论证的义务。从宪法角度来讲，民主合法化功能是财政预算最为核心的功能。
在国家偿还债务和利息之后，他们通过利息收入使自己的财富进一步增加，而支付这些利息的却是全体纳税人，包括那些经济实力较弱而无法购买债券或者给国家提供贷款的自然人和法人，这实质上意味着经济实力较弱的群体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转移至经济实力较强的群体。然而，如前所述，国家举借债务涉及的群体可能是尚未出生的未来纳税人，这一群体是否属于宪法平等权的主体呢？事实上，某些特定基本权利的主体资格并不局限于出生之后至死亡之前的阶段，例如胎儿作为生命权的主体已经获得广泛认可，[34]而人在死亡后同样可以享有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未来的纳税人可以修改法律，但无法摆脱偿还债务及其利息的义务。[14]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在财政预算中，估算的收入和支出必须平衡，其目的正是防止预算入不敷出，从而防止代议机关将财政负担转嫁至未来。
预算程序与一般的立法程序不同。在增加收入方面，具体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增加税收。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同时处罚该主管人员。
第一，从立法模式上看，相对于单位的罚款责任，对成员罚款责任的规定应采取一体模式还是区分模式？所谓统一模式，即对单位和成员设置同等数额的罚款。至于此处信息管理义务的法律标准，可采用所谓技术安全港模式，即限于符合最佳可得标准的技术过滤措施（如关键词过滤、基于统一资源定位符的过滤、基于智能内容分析的识别处理等），而非不计成本的全人工审查。几乎没有公司会付诸明确的政策来支持犯罪行为。[67]参见黎宏：《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69页。
[19]参见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1）策略性犯意基于政策判定单位主观状态的依据在于，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会通过一定方法，在制定正式规则的同时，还会用增加报酬、晋升职称或官职等巧妙刺激自然人的目标。
[5]参见杨解君：《对法人行政违法的两罚处罚》，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38-43页。所谓合规指令，是指责令单位建立并实行有效合规体系的处罚责任方式。在规则执行层面，欲使合规体系真正内化为单位经营管理机制的一部分，还须课予单位相应的组织保障义务，通过建立或改组专门的合规机构，保障合规体系的有效实施。[7]《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在符合客观要件的基础上，单位应受处罚行为的成立是否还需要满足主观要件？组织社会学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单位已不是单纯的资合或人合团体，而是具有独立意志的由职位（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行动系统，[27]存在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文化。与自然人违法不同，单位是具有远超自然人集合的影响力和复杂性的组织体，拥有一套在长期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及管理规则。如果无视人身危险因素，对某类单位违法的责任成员一刀切地规定限制或禁止从业，无法确保通过必要性要求的检验。在这种情况下，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当然能够脱离单位独立实施违法行为并承担刑事责任。
从责任主义和比例原则的角度，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定位于单位内部具有决策权或业务领导权的中高层成员，并采取严格的职责标准限制其范围。例如，1986年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5条曾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2）在规范层面，根据行政处罚法上的自己行为责任主义，相对人仅因自己违法且有责行为而受到处罚，法律不得规定相对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责任。四、结语 传统行政处罚法由治安管理领域发展而来，以调整自然人的秩序违反行为为主旨。
[66]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行初887号行政判决书。所谓区分模式，即对单位和个人分别设置不同数额的罚款，对成员设置的罚款数额一般低于单位。[33]但其不足在于，将行为发生之后的事情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放进责任之中进行考虑，的确叫人难以理解，因为它有违反英美法中传统的‘犯罪的成立，以行为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同时存在为必要的基本原则之嫌。[27]参见[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0年版，第492页。但何为相关责任人员，仍待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上廓清。（2）关于限制或禁止从业的责任。
[71]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第28页。[47]例如，2018年的疫苗事件中长春长生公司被罚款91亿而宣告破产，从公众感情上看该企业固然罪有应得。
目前，单位违法的行政法学研究鲜有论及单位应受处罚行为的主观方面，显然不够全面。正因如此，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6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下简称《消防法》）69条、《证券法》184条等针对单位违法的双罚制条款，均冠以网络运营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证券公司等主体名称，这表明很多时候追究成员责任须以单位责任的成立为前提。
[40]参见《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17]同前注[13]，王宏君文，第48页。
[61]本案虽以行政和解的方式结案，但企业缴纳的和解金大大低于拟处的罚款数额，因而与减轻处罚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具有参照意义。按照权责统一的理念，其应当对违法的指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在单位犯罪中，单位与成员的刑事责任分离的理论基础是法人拟制说，自然人才是刑罚的固有责任对象。[35]参见姚志伟：《技术性审查：网络服务提供者公法审查义务困境之破解》，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第37-38页。
当然，基于人身罚财产罚行为罚警示罚荣誉罚的传统分类，以及行政处罚通常的制裁性标准，合规指令能否作为行政处罚可能引发争议。2.局部适用模式，即仅针对部分单位违法行为设定双罚制。
[41]这是一种比较公正且务实的思路，并与实证法规定有所契合。[39]又如，根据《网络安全法》21、59条的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履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可处罚款。
若在行政处罚中重构普遍适用的双罚制模式，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将消耗巨量立法成本，还会损及法律秩序的稳定性。（2）基于绩效或结果的行政法义务，即规定单位在末端必须达到的产出目标或不得超过的风险阈值。
（2）复合性犯意（Composite Mens Rea），即把相关单位成员所掌握的知识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复合的犯意结构。[15]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88页。否则，就不属于对当事人损益最小的手段而有违必要性原则。[34]同前注[28]，黎宏文，第47页。
并且，成员的违法行为依附于单位，对成员责任的追究以单位责任的成立为前提，成员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是单位构成要件的逻辑延伸，其规范结构表现为单位一般要件+成员特殊要件的复合形态。[7]也就是说，对单位违法而言，在处罚单位这一固有责任主体的同时处罚成员，并非行政处罚法的逻辑必然，而是基于法律威慑的政策考量。
同时，在执法的查处概率小于100%的现实条件下，罚款必须大于违法所得，才能使预期的惩罚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以消除违法者侥幸逃脱处罚的漏网之鱼心理。（2）复合模式是单位违法双重构造论的实践映射。
基于法不责众和责任主义的考虑，单位违法中对成员的处罚必须严格限定范围，并非所有单位成员都要与单位连坐担责。叶良芳：《论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92-105页。
